【文/观察者网 王慧、房佶宜】俄乌冲突持续至今，和平谈判似乎仍遥遥无期。
在这场战争中，俄乌双方及西方国家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这一“韧性”的上限在哪里？又将如何影响冲突的最终解决？
双方对进行实质性谈判都设置了前提，并且目前来看，彼此均无法接受对方开出的条件。上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明确反对任何“冻结冲突”的和平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解决冲突是否还有希望？如何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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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美国将进入四年一度的大选周期，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24年3月也将迎来大选。在明年3月之前，俄乌冲突能够得以解决吗？大选将会对乌克兰危机产生哪些影响？
2023年第11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观察者网特邀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就上述议题分享观点。
观察者网：您多次提到过“韧性”一词，认为俄乌冲突双方及西方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韧性”对俄乌冲突将会产生哪些影响？您觉得各方“韧性”的上限在哪里？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这种“韧性”非常重要，但也不是没有上限的，最困难的是评估这种“韧性”的程度。当所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冲突时，可能韧性就开始消失了，那时候恢复力不足的一方就会更快表现出来，谁更有韧性一目了然。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期望或立场会变得更坚定。比如说，乌克兰认为，俄罗斯会受到来自西方更多的压力和制裁，而乌方会从西方获得更多的武器，让形势变得对乌克兰有利。俄罗斯则希望看到西方的“乌克兰疲劳症”，即西方民众支持乌克兰的热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对战争的疲惫。同时，乌克兰民众也会疲劳，特别是如果乌克兰此次反攻不成，将成为冲突的转折点。
显然，有一方是错的。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双方的韧性会或多或少地同时消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双方可能就会准备进行某种实质性的谈判，就算不是政治解决，至少是停火，然后就会出现不同的动力。那时候的主要问题就是解决怎样让停火持续下去，如何防止出现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或让（局势）意外升级的情况。
但这都是后话，我认为现在的主要挑战是停止战争。目前，双方还没有就停火进行谈判，双方正在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谈判都是针对更小、更专业的问题，都不是很重要。
比如说，双方有关于交换囚犯的谈判，俄乌之间换囚的过程基本是顺利的。再比如说，有关延长黑海粮食协议的谈判也在进行，这项协议将于7月17日到期。俄方指出，俄罗斯的粮食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的化肥仍无法不受限制地进入全球市场，俄罗斯没有从协议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毫无疑问，这项可能继续进行的粮食协议背后牵扯着很多机构的利益，所以相关谈判仍在继续。另外，关于核电站和核安全的谈判或磋商也在进行。
当地时间2023年6月13日，顿涅茨克地区，俄乌冲突持续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要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双方都设置了前提。比如说，7月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只有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了1991年边界，该国才会进行谈判准备。而此前，俄方曾表示，如果不考虑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四地，针对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就不可能实现。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谈判如何实现？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这是障碍之一，领土问题仍然是最敏感、复杂的问题之一。一方面，乌克兰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非常激进，要求重新控制顿涅茨克等四地以及克里米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生活在那里的人命运会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被乌克兰领导人视为叛徒，因为他们公投入俄，而不是留在乌克兰。
但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这些地区已经并入俄罗斯联邦，扭转这些决定并不容易，因为已经写入了俄罗斯宪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停火的方法，而不是进行全面的军事和政治布置。
最重要的是停火，否则无法进行任何谈判，因为一直有人被杀。只有当冲突停止后，才能开始考虑在法律、领土方面可能的妥协。
我想提醒的是，当整个事件刚开始时，俄乌之间进行过谈判，双方接近于达成某种妥协，包括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以及一些领土争端问题。但是之后乌克兰放弃了谈判，就在去年三月的时候。此后双方再未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新的讨论。
所以我认为，应该现实一点，从某种形式的停火开始，再转向政治解决。但这种立场有自身的缺陷，批评者认为停火可能不会成为永久解决方案。比如说，朝鲜和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达成了停火协议，此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停火就意味着“乌克兰的分裂”，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我仍然认为需要停止战争，至少从停止战争开始，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实现一些更艰巨的目标。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
观察者网：您认为，在俄乌和平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是一个什么角色或者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首先，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不能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因为美国支持乌克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因此，它不可能客观对待俄乌冲突。
乌克兰依赖美国，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乌克兰无法抵抗俄罗斯。美国称由乌克兰自己决定希望与俄罗斯达成何种协议，这很虚伪，因为美国是有发言权的，乌克兰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未来的立场。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美国国内政治的视角来看美国的立场。2024年的美国大选临近，拜登必须拿出一些东西。如果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一年里，拜登发表继续为乌克兰花钱、提供武器的观点，但（战场上）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共和党人就会说，这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因此在我看来，拜登会有兴趣在大选前宣布一些东西，以确保乌克兰危机成为他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胜利。
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某个时候将准备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具体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清楚，有人说会在今年秋天，有人说会在2024年初，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场上的情况。
如果乌克兰反攻成功了，拜登就可以说，我们支持乌克兰并且乌克兰夺回了很多领土，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这样他们会拿到更多领土，之后我们就能进行谈判了。但如果乌克兰反攻不成功，拜登就不能用这个逻辑了，因为那时共和党可能会开始说，我们正在浪费钱、装备和政治资本，就算不改变战略，也至少应该改变战术。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军前线阵地。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俄罗斯下一届总统大选将于2024年进行，您觉得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有希望在大选之前结束吗？俄乌冲突对俄大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事情总是在发生变化。我想很多人都希望冲突即将结束。我们考虑了这场冲突被冻结或以某种方式结束的多个时间点。
2024年3月不仅俄罗斯会举行大选，乌克兰也将大选，届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必须向他的民众有所交代，尤其是因为他最初被选为和平总统。
因此，2024年3月对于两国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没有任何事实上的证据表明，在大选之前有以某种方式结束这场冲突的计划。普京现在获得了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的支持，我不认为在接下来的9个月内，这个情况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大选前结束俄乌冲突是令人向往的，但对于普京的连任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刚刚我们讨论了“韧性”，我认为，俄罗斯政治体系的安全系数仍很高。
观察者网：您刚刚提到，您认为这场冲突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被“冻结”，“冻结”冲突是一种什么状态，有何利弊？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世界上有很多冲突没有被解决，但被冻结了，比如说，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朝鲜和韩国，塞浦路斯局势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但是冲突冻结的情况有时好，有时也不太好。
这样的例子很多。批评者认为，这很糟糕，因为冻结可以随时发生，但是问题没有最终解决。而我认为，这取决于你将冻结冲突与哪种情况进行比较，如果与和平相比，它自然是较差的情况，因为冻结之后也存在着各种风险。但如果与更复杂的冲突进行比较，我认为冲突被冻结比成为负担更好。
我认为，要最终解决冲突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到俄罗斯和西方，也关系到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这个未来并不清晰，需要花时间为欧洲提供一些新设计。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俄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并与当地民众亲切交谈。 图源：澎湃新闻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演讲中提到，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您觉得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全球南方国家将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这要从两个维度来分析：
首先，新的世界秩序是权力的重新分配。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正在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这并不是说美国一定会变弱，而是其他国家的实力在增强，比如中国和印度，都变得更强大了。世界已经无法回到到25年前的体系，所以新世界秩序反映了新的权力平衡。我们知道，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和优先权，投票权的结构使得西方国家比非西方国家更具优势，这一点必须改变。
第二个很重要的维度是，权力中心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因为即使走上了多极世界，也并不意味着稳定和安全，如果这些“极”一直在相互争斗，那也没有什么好的，到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也许双极更好，他们会比在多级世界中更容易达成一致。
我们从多极化走向多边主义，这关系到如何通过全球性、区域性和其他的多边结构加强全球治理。这不仅仅是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还需要重塑多边主义。这并不容易，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我愿意称之为“准多边主义”的结构，他们看起来是多边的，但实际上并不是。
以北约为例，它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多边主义，所有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但归根到底，制定游戏规则的还是美国。北约正在选新秘书长，该组织有正式的程序，但最终还是会由美国做出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称其为“准多边主义”，它具有多边形式，但实际并非如此。
我们必须重塑多边主义，但这很困难，因为很多国家只愿意与和自己有相同的价值观、原则和结构的国家建立多边关系。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有很多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传统、文化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国家。因此，关键是要提出一种让所有不同的参与者都能接受的多边主义，同时也能高效地处理具体问题。
观察者网：此前，俄罗斯瓦格纳事件引发关注，您觉得这件事对普京、俄政府和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4日，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从俄罗斯南部军区司令部撤离。图源：澎湃影像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我不确定这场叛乱会是否对军事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但因为事件发生时，瓦格纳部队已经被从前线撤走，所以我不认为俄乌战场会立即发生变化。
但这次事件向俄罗斯领导层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其无法承受平行结构的后果，一切都应该置于单一管辖之下。应该非常小心，不要给各种自治机构留下主张自己规则的空间。
此外，在国家优先和私人优先之间必须确立清晰的界限。瓦格纳说到底是一家私营企业，它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必须获得利润。瓦格纳试图获得一个独立于俄国防部的单独预算项，成为了这段关系的主要障碍，这是非常危险的。
观察者网：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我认为统一的指挥是必不可少的，每个军人都该向俄罗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汇报，而不应该有任何涉及私人利益的自治机构。但可以发现，瓦格纳很受欢迎，因为瓦格纳能够揭露军事等级制度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官僚机构太多、指挥链太长、优柔寡断，以及在特殊情况下涉嫌腐败的问题。如果仅仅因为这些问题是瓦格纳揭露的，就选择忽视，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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