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里茨·克雷默，译/刘啸云】
有关美国债务上限的争议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法定上限；此后，政府的流动性缓冲随着继续支付而持续减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美国或将于6月1日面临财政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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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定期提高债务上限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通常不会遭到疑义。但这次是个例外，拜登政府提出提高债务上限，但遭到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的拒绝。
相反，4月下旬，在麦卡锡的敦促下，作为众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提高债务上限与大幅削减开支联系起来。这将对拜登的议程产生很大影响。
“战况”变得愈发焦灼，谁先胆怯，谁就输了。这就像是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经典电影《无因的反叛》：两个年轻人开着偷来的车冲向悬崖，谁先跳车，谁就是败者和懦夫。观众都知道，这部电影以悲剧告终。
美国两党的“斗鸡”游戏，同样可能以悲剧告终。
2011年，两党曾为债务上限爆发过类似的争端，直到最后一刻才达成一致，而今天两党的分歧尤甚当年。而且，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中仅比民主党多出5个席位，因此麦卡锡的斡旋余地相当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很难达成政治妥协。美国可能因政治原因而发生违约，这一风险已达到空前的高度。
拜登与麦卡锡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晤（图源：南华早报）
评级机构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机构，负责对可能的违约行为做出预测。2011年，考虑到美国政界在债务上限困境中显得功能失调，全球最大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将美国的评级由AAA下调至AA+，这在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几个月前不容乐观的债务状况，使美国面临降级的风险。
而今天，尽管违约风险已达到史上峰值，三家主要评级机构却都认为美国的前景“相当稳定”，甚至不认为其有可能降级。除标普外，其他主要评级机构为美国评定的级别都是最高的AAA级。
如此高的评级意味着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只有欧洲最大的评级机构Scope正式考虑下调其对美国的信用评级。
此外，根据标普的评估法，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需再降一级，以反映2011年以来再度恶化的公共债务状况。2021年3月，标普做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决定：继2011年将对美国治理和政治机构质量评级（构成信用评级的五项独立评估之一）下调至次优后，又在2021年将其重新上调至最高评级。这一决定或许旨在防止美国再次降级。
标普真的认为，相较于奥巴马时期，如今的美国政治进程得到了改善吗——就在暴徒洗劫国会大厦的两个月后？也许他们并不这么认为，但这似乎是防止美国再度降级的唯一方式。
与此同时，惠誉评级对美国前景的预期由去年夏天的负面上调至稳定。评级机构那震耳欲聋的沉默，表明美国正游走在违约的边缘。
种种迹象表明，当此美国在债务上限问题中泥足深陷之际，评级机构不愿沦为政界的靶子。2011年，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遭美国司法部诉讼，被索赔10亿美元——尽管该指控表面上与信用降级无关。这一教训想必令评级机构格外难忘。
这些机构可能认为，无论美国作为评级AA（次优）的国家而违约，抑或作为评级AAA（最优）的国家而违约，对评级机构而言都同样尴尬。另一方面，如果评级机构提前将美国降级，或改变对美国前景的预期，则可能被卷入政治漩涡。
然而，这些机构出于恐惧而“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说”的做法与失职无异。它们本应无畏、无私地将其预测到的风险告知民众。
这些机构出于胆怯而拒绝发表意见，它们的沉默向投资者暗示，无需担心美国违约。这种“善意”的忽视可能会像“回旋镖”一样打在评级机构自己身上，对该行业的信誉造成损害。
【本文译自《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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