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bp集团携手浙江省能源集团拓展中国天然气市场,引发能源领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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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LNG进口已成为满足中国天然气需求增长的重要载体之一。但是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的大背景之下,中国该如何考量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最佳表现形式又将是什么呢?日前,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SpencerDale)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回答。
中能传媒:您曾经指出,中国是全球能源产业的枢纽和中心,俄乌冲突和美国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会影响全球的能源格局,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也会放缓。那么,全球能源市场的变局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与之前相比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戴思攀:过去一年所发生的提醒我们,转型还需要考虑到能源的安全性和可负担性。能源系统的三个维度,即安全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共同构成了三重挑战。任何成功和持久的能源转型,都需要考虑这三重挑战。
能源安全最佳表现形式是整个能源体系的脱碳。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非化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核能和水电等。这些非化石能源,其实往往都是本国就能生产的。所以,实现国家能源体系脱碳化,自然就会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更多的能源可以是本国生产、本国消费的。
各国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都想减少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度。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自己的能效,使自身的能源需求增长不会那么快,甚至是减少;二是减少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进口,转而增加本国能源生产,而本国要增加能源生产,通常要依赖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从而助力能源转型的实现。
中国超70%的石油和超40%的天然气依靠进口。因此,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防范风险的举措,希望通过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解决能源安全问题。这不仅可以利用电能来替代石油、减少空气污染,也可以建立汽车生产工业基地、提供就业。所以,我的理解是,中国在交通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国政府非常理解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大力鼓励电动汽车的发展。
我相信,中国政府对能源安全有深入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同时中国有很大的出口份额,当全球化放缓、供应链缩短等情况发生时,中国将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经济复苏会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能源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复苏很不错。我也多次强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中国最关注非化石能源的生产,中国政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中能传媒:今年以来,全球需求疲软导致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大幅下滑,特别是一季度以来天然气价格回落非常明显。一年前,大家都在担心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天然气供应问题,现在可以说欧洲和全球的天然气危机过去了吗?
戴思攀:从能源视角来看,俄罗斯能源供应的扰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能源短缺似乎有可能对能源系统产生长期重大影响。
我觉得,现在下定论是否已经渡过了这场危机还为时尚早。比如说去年欧洲的冬天比较暖和,所以欧洲对于天然气的需求没有事先设想的高,从而缓解了危机。同时天然气价格昂贵,抑制了对天然气的需求。受价格居高不下影响,世界各地LNG都卖到了欧洲。现在冬季已过,天然气的储存水平又高,所以出现欧洲天然气价格甚至比亚洲更低的情况。如TTF、JKN价格,都首次出现了欧洲比亚洲的天然气价格还要便宜的情况。现在那些LNG巴不得卖到亚洲来。但是仍然有一些隐患,就欧洲来说毕竟丧失了130~140BCM天然气供应,全球的LNG供应却没有同步增加。
我们知道,风能和太阳能的大幅增长,并不能够抵消天然气供应的减少,冬季还有可能会出现天然气的短缺。这个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冬天的“温度”。
所以我的预计是,天然气的结构性短缺在未来3~4年仍然会存在。除非,我们能够看到新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市场,或者是替代能源产生,比如说风能、太阳能装机容量大幅增长。但是风能、太阳能新建项目需要时间,新的液化天然气建设也需要4~5年。所以现在讲危机是否结束还过早,如果冬天过冷,我们还会看到天然气需求的大幅上升。
中能传媒:您在《bp世界能源展望》2023版报告中指出,现在碳预算正在耗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拖延的时间越长,造成的经济社会成本就越高。在您看来如何来平衡经济性与安全、低碳之间的关系?
戴思攀:今年的《bp世界能源展望》将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描述为“安全”“可负担”“更低碳”的三重挑战,更加看重能源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经济性问题非常关键。一些关于经济性的分析告诉我们,目前能源转型是比较缺乏经济性的。能源转型需要投资,我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能源转型,我们必须为能源转型提供融资,这就是要承担的成本。
另外,能源转型也需要发达国家提供融资给发展中国家,否则发展中国家就无法承担能源转型的成本。能源转型会使所有国家都获益,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这部分资金。
另外非常关键、清晰的是,行动延迟越久成本就越高。如果你认为今天的成本过高,再等5年成本会更高,所以最理性的做法是从现在就选择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并针对能源转型采取有效举措。
中能传媒:今年10月1日,欧盟碳边界调节机制将正式开始运行。该机制对电池和原材料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都提出了要求。请问您怎样看待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戴思攀:我们把碳边境调节机制叫CBAM,它的影响会在2026年更加显著。
CBAM的目的很清楚,比如说你是欧盟国家,欧盟国家对自己本国的工业征收很高的碳税,同时这个国家也允许别的国家向自己出口,欧盟以外国家的制造商没有这方面的碳税,这就会使得欧盟国家的企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比如说我是一个开石油炼油厂的,当地征收的碳税很高,我就希望我的炼油厂搬家,搬到欧盟以外的地方炼油再出口到欧洲,这样成本反而更低。这样对欧盟就有两个影响,第一是这些产业的外迁,第二是本国市场上销售的油仍然是碳含量比较高、碳足迹比较多的产品。基于以上理由,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欧盟要出台这种碳边境调节税,就是使欧盟的企业仍然具有竞争力,同时又希望能够逐渐减少我们所销售的产品碳的含量。但是它也有矛盾,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在行政上很难执行,或者说它的行政操作成本很高,而且别的国家会认为你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我本人没法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张栋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