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文博游”持续火热。其中，四川博物院上新的“古代四川——两晋至唐五代时期”常设展以预展的形式与观众见面。作为四川博物院基本陈列“四川通史展”继远古时期、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之后的第四部分，展览时间起于公元263年魏灭蜀，讫于公元965年后蜀为宋所灭，分为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个单元。在这个跨度长达七百年、共展出文物280件（套）的展览中，观众可寻迹千年前的繁华成都，一场多元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发展的画卷徐徐展开。
两晋南北朝：变迁中的交融
【资料图】
来到四川博物院三层的展厅，观众可首先阅读展览的前言部分，并通过观看大屏幕播放的影像资料，对本次展览所聚焦时期的古代四川进行预先和总体性地了解。
展厅内部
走进“两晋南北朝时期”单元，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系列的陶瓷器文物。以青釉鸡首壶为代表的两晋南北朝四川地区早期瓷器，其器类、胚胎成型、施釉、装饰风格及演变规律均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一致，反映出当时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而长江水道正是窑炉技术、产品形态传播的重要通道。以陶瓷器为窗口，可以一窥在两晋南北朝长期战乱的背景之下，四川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展厅中，在郫都区出土的朱雀铺首石墓门与形态各异的镇墓佣同时展出，体现着千年前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墓葬“晋制”的形成。四川地区发现的两晋南北朝墓葬则主要分布于古代金牛道沿线，主要为崖墓和砖室墓，而晋制墓葬制度就在这里于西晋初步确立。
到了南北朝时期，“东西交往”成为关键词。兴盛于公元4-6世纪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是沟通建康与西域、漠北间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因沿线主要经过当时被南朝称为“河南国”的吐谷浑而得名。河西走廊交通因战乱而受阻后，其作用逐渐凸显。河南道开辟后，东晋南北朝、西域、中亚、西亚的诸国使节、商旅、僧人都穿行其间，多元文化在此交流和碰撞、融合与发展。展览特别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了丝绸之路南河道的路线地图，体现出那时的成都已然成为连接西域与建康、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中转站，成为一座国际性开放城市。
丝绸之路河南道图示
隋唐与五代：盛世里的繁华
接下来，走进展览的第二单元“隋唐五代时期”。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在唐代后期，成都这座千年古城，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与扬州并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在本单元各类文物与史料的无声讲述中，一个社会稳定、物阜民丰、商旅云集、繁荣昌盛的成都城展现在眼前。
唐宋时期成都城展示
展厅中，一组出土于今重庆市万州区的“青釉佣”十分引人注目。这些佣均来自初唐将领冉仁才之墓，除了出土文物之外，该墓葬本身从墓室形制上也与汉族地区的唐墓相同，展现出当时盘瓠蛮冉氏与汉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文物的成套展出，能够更直观、全面、立体、真实地体现出其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在这套青釉佣里，就可以看到服饰、姿态各不相同的人像，以及犀牛、骆驼、马匹等多种多样的动物形象。另外，在这一墓葬中，还出土了羊首人身佣、人首鸡身佣等外形奇特的文物，即便是现在来看，也能读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感受到当时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在众多文物展出的同时，展览也对隋唐时期蜀地重要的遗址进行了影像展示和图文介绍，这些遗址，同样体现出当时富庶繁荣的城市文化。例如位于成都市青羊区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的东华门遗址，在此，发掘出了大面积的古代城市遗存，主要包括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公元586年，隋代益州刺史杨秀扩筑成都子城，取土之坑所形成的摩诃池。唐代中叶以后，摩诃池是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宴饮和游玩去处，已经成为城内一大胜景。这些遗存表明，秦汉以来的成都核心生活区就在现在的成都市中心，这为研究成都2300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青釉彩绘碗、灰釉鸟、孔雀杯……一柜丰富多样的陶瓷文物，将隋唐五代时期蜀地名窑的风采再现。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盆地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区域间交流更加频繁。于是，四川酿酒业、茶业、制糖业、井盐业等各项产业兴盛发达，蜀锦、蜀纸、雕版印刷亦享有盛名，制瓷业也走向了成熟繁荣。当时，四川地区青瓷趋向成熟，生产地域广大，已发现的窑址遍布川西各地及川南、川北一些地方，制瓷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应用了釉下彩技术。这一时期发现的主要窑址有青羊宫窑址、邛崃十方堂窑址、琉璃厂窑址等。
唐朝蜀地陶瓷制品
物质上的富足推动了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隋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政局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好的社会氛围，活跃的文化、艺术和先进的教育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文化盛事”这一主题之下，通过展览展陈，可以看到在当时，巴蜀文学迎来了繁荣，五代时设置的画院开历史之先，孟蜀石经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的四川，在当时更可谓是文教兴盛、梵音回响、诗文并盛、酒韵茶香。
此外，来自全国第一座被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寝、目前中国唯一一座地上皇陵永陵王建墓相关陈列，也成为展览的重要部分。玉大带、谥宝、金属器等文物在此展出。这些巧夺天工的皇家珍宝，体现了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将当年十年不见烽火、巷陌笙歌不断的一派繁华尽数道来。
仿永陵王建石膏像
【文物点击】
青釉镇墓佣
青釉镇墓佣
镇墓俑
该武士俑高47厘米，面部丰盈，张口露牙，怒目圆睁。佣为高岭土烧制，胎质坚硬细腻，釉色青中泛黄，釉质莹润亮泽，有很强的玻璃质感，表面布满细碎的冰裂纹。雕塑匠师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运用塑、贴、挖、划、画等技法，生动地再现了唐初武士的形象，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石涧敲冰”七弦琴
“石涧敲冰”七弦琴
通长122.9厘米，肩宽19.5厘米，尾宽14.9厘米。琴面桐底梓，黑间红漆，鹿角霜灰胎，通体有蛇腹断纹和少许梅花圈纹。此琴形制浑厚古朴，声音纯正圆润，有典型的唐琴风韵，是研究唐琴的重要史料。
永陵玉大带
永陵玉大带
永陵出土的玉大带是一件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此带由七方銙、一方䤩尾、两节革带和一对银扣组成，䤩尾背面所刻铭文记载了玉大带火中幸存的故事。
后蜀残石经
后蜀残石经
为延续千古文明的薪火，后蜀始刻儒家经籍，请蜀中著名书法家手写上石，再遍邀能工巧匠凿刻，历时八年，终刻成十经，碑石上千块，立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余下三经在宋代补刻。后蜀立国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三年，但刊刻完成的《后蜀残石经》却是我国古代唯一附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儒家“十三经”汇集一堂，成为巴蜀大地之上独一无二的传奇瑰宝。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王嘉 实习记者 王茹懿 图片/视频 王茹懿 责任编辑 何齐铁 实习编辑 王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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